他认为这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疑似体验”，“不管这是多么不快、甚至想背过脸去的事情，人们都不得不将其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否则，历史这个东西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从写作的角度，如果要追溯村上“直面历史和暴力”的态度是从何处发端的，我们当然会想到那部直面侵华战争历史的《刺杀骑士团长》，以及十年前的那本《1Q84》。后者围绕邪教团体而展开，而其原型正是制造了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在村上春树写于1997年的两部纪实作品《地下》《地下2》中，村上亲自采写了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人和施害人，再现了事件前后日本这一“责任回避型”社会在受害者身上造成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地下》及其续篇《地下2》不仅是村上春树的为数不多见的纪实作品，也是村上春树从“小资作家”转向关注社会现实、揭露日本社会之“恶”的转型之作。
1995年，前有7.2级神户大地震导致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后又发生沙林毒气事件，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其中五名钻进三条线路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状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在密封的车厢和停车时的月台上弥漫开来，受害者超过五千人，其中死亡十二人，更多的人苦于后遗症，有的终身致残。村上在《地下》题为“没有标记的噩梦”的后记中就此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时代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此时，旅居美国的村上恰好回到日本，深受人祸震动的他在6月决定回国定居，12月开始着手采写沙林事件的相关受害者，他自述道：“写《地下》的最初动机，首先是想作为事实详细了解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下发生了什么。我想以我的方式彻底把握和追究其中的事实真相。不妨说，这项作业始自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纯粹的疑问。我想真正知道了解的事谁也不肯告诉，往下只好由我自己迈开双腿四处调查。并且隐约期待从这一视角看清日本这一社会的形态。此外也怀有这样一种预感：很多事情说不定因此连在一起。但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动才行。躲在书房不动，有的东西是很难看清的。而这样的作业对于我无疑是面向新领域的一次挑战。”
自这两部纪实作品之后，村上春树将创作的关注点更多投向了在“高墙”下的每一个“鸡蛋”，更关注在大的历史事件中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和创伤。而书名《地下》除了指向地铁沙林事件的惨案发生地点本身以外，也指向作为背景或土壤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以至日本每一个人内部的“地下”，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终有一日，当小说作家深挖的所得之物“作为我自身的遗址呈现出来”的时候，便是文学救赎力量的实现。
《地下》，[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4月，56元
《地下2应许之地》，[日]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4月，48元
